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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力解读:中国记者是新闻民工还是无冕之王?

时间:2015-06-11 11:51     作者:中国考研资源网  所属栏目:考研专硕
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库恩将30多年来的中国巨变称作“人类社会一次伟大变迁”。作为这场变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中国记者用他们的篇篇报道为这个变革的时代作注。

然而经历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洗礼,中国记者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似乎干得越来越辛苦。与此同时,全世界媒体也都面临数字化的冲击和转型期的困惑。

在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社会快速转型给新闻界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多的素材,给了记者彰显纠偏匡正力量的机遇,但也暴露出新闻界自身的局部阴暗。我们透过部分圈内人士的自述和调查数据,试图大致勾勒出中国记者职业的生存版图。

是“无冕之王”还是“新闻民工”

2003年,新浪网开展的“媒体从业人员工作生活状况调查”显示:我国近百万媒体从业人员中,43%属于“三无人员”——无劳动合同、无工作证、无记者证,身份是地地道道的“新闻民工”;2006年,一项“中国记者职业状态”专项调查显示,多数记者处于“亚健康”状态;2012年,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84.5%被调查公众认为新闻工作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

北京热线记者罗琼的生活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缩影。

周末清晨6点半,正在熟睡的罗琼被骤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惊醒,她接通电话:平谷区一架播撒农药的小型飞机凌晨失事坠毁。对她来说,这算得上重磅新闻。

当天,罗琼采访12小时,晚上8点回到报社,写稿到12点。罗琼说,跑热线一年,“铃一响,心就一抽”,“那可能是在傍晚一家人的饭桌上,可能是在午夜时分你刚睡下或凌晨4点你未醒时”。

记者的职业标签是文字,价值感来自作品。在记者的自述中,无论所属媒体性质,无论年龄岗位,记者们回顾职业生涯的满足时刻,往往提及“稿件被转载、外界有反馈”,“抢到独家报道”,“分析调查文章兑现媒体的公正和良知”等,但不少人也感慨社会现实对自己新闻追求的侵蚀。

李柯曾做记者8年。“开始稿子每被褒奖,每被四处转载,特别有成就感。后来看到圈里记者靠积累的人脉关系,有的发了财,有的转了行,苦苦笔耕的往往最吃不开,成了弱势。一些媒体把经营创收放在首位,记者不比笔杆子了。”去年猎头找到李柯,让他去公司做策划,他答应了。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说,中国的年轻记者多有以报道影响社会、推动进步的期待,但这是一个渐进且艰难的过程。

今年9、10月间,《环球时报》针对从业3-10年、始终在一线采访的群体进行小规模随机调查,结果没有记者选择“新闻理想实现”一项,4成受访记者说没实现,6成说“理想褪色了”。

此外,6成受访记者以“新闻民工”自嘲,4成视自己为“新闻报道者”,没有人选择“无冕之王”或“民主斗士”。

2011年,张志安与他人共同撰写并发布《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这是迄今唯一一份针对国内调查记者的数据样本,展示了该行业相对资深群体的职业生态。

完成问卷调查的记者中男性居多,平均年龄33岁、做新闻8年。报告称,“一线调查报道对体力、精力、心力要求皆高,年龄稍大能坚持的不多”,近7成人月收入在5000元-10000元之间,月收入少于5000元或过万的各约15%。他们对收入满意度低,对整体职业状态“勉强满意”。

“行业的顶尖群体在35-40岁间都会考虑转行,因为职业环境让记者没办法安身立命。”张志安说,行业内缺乏合理的薪酬体系、路径清晰的发展空间和如普利策那般誉满终身的职业奖项。“50岁的一线首席记者出去受尊重,还是50岁的副总编、总编更受尊重?没有专业化考量而只有行政化考量”。

职业地位今不如昔

过去,记者在中国是个备受尊敬的职业。原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主任曾坤回忆说,1975年开始做记者时,行业威信之高、地位之高,“今天看来难以想象”。在地方驻站期间,采访晚了回不去,掏出记者证,“哪辆车都会停下来载你一程”。

当时新闻界没有市场化提法,没人有利益想法,记者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是百姓眼中正义的化身。“那时候,人们尊重甚至敬重记者,不是敬重新闻本身,而是源于对权威的信仰以及那个时代本身的信息单纯和匮乏”。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市场化媒体随之诞生。20年间,媒体随时代沉浮。曾坤认为,媒体生存的社会环境已是沧海桑田,“今天做记者和当年已不具有可比性”。

接受采访时,《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名记者说,这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回报都相当少的行当,路有两条,要么专注地把工作当NGO来做,要么在新媒体时代寻找出路。

另一名从业近40年的老记者说,在社会剧烈转型之际,记者的地位转为弱势,部分人容易被权力和金钱所收买。他说,陈永州并非个案,而是行业内部长期积弊的戏剧性曝光。“现在有些记者不跑新闻现场,而是流转于发布会,参加安排的集体采访,排队领红包,一些媒体以报道权、监督权进行交易”。

外媒对中国记者的地位也有所关注。美联社称,记者在很多中国人眼中并不受尊重,不仅因为几乎所有媒体都小心不越过政府设定的界限,还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记者行业中存在的种种黑幕和肮脏交易。

英国《经济学家》称,腐败在中国记者行业如此流行,以至于工资低廉的记者们对接受礼物或金钱不以为然。尽管并不是所有记者都这样,但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足以玷污整个行业。

社会需要愿做新闻人的“疯子”

“选择这个专业,多半是出于喜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冯支越告诉《环球时报》,对记者行业和新闻实践的社会议论纷纷杂杂,但学生们往往没有太多功利分辨和考量,他们更在意新闻的功能性和社会价值。

2012年北大新闻学院本科毕业生70%升学或出国,剩下30%主要去向是媒体。

“去年我去英国参加一个媒体论坛,见到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马克·达马泽,他的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高品质新闻是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丁刚对《环球时报》说,“也是在那次会上,我听到了一个能给我们这些新闻人带来点鼓舞的词——‘疯子’。达马泽说,媒体能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还有一些‘疯子’,愿意为亏损埋单,愿意做新闻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何辉说,记者形象的变化源于中国整体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媒体职能拓展,从历史上扮演“党的喉舌、政府发声器”的单一角色,到逐步被定义为“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塑造国民心态”等舆论引导机构,媒体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

同时,时代迅速从信息匮乏迈入信息冗余,科技发展及其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变化,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丁刚认为,中国的新闻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看看全球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基本上都是中国媒体已经报道的“二手货”,有的甚至是“三手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目前中国的“一手”报道从质量上讲可能还参差不齐,但这些信息是中国人关注的,也是世界关注的,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中国新闻工作者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新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推动力。

《人民日报》10月28日的评论文章说,对任何一个追求文明进步、民主法治的国家而言,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可小视。

正是记者调查揭开了“孙志刚之死”的谜团,推动收容制度最终废除;正是媒体不为私利所诱,“封口费”最终没能封住山西繁峙矿难的真相。媒体以独立、专业的报道和不懈的批评监督,迎来证券基金市场的行业整治,促成立法部门对“被精神病”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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