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双一流’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对此非常关注，多位委员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大会发言，对促进高校“双一流”建设提出意见建议。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的重要讲话，对高校“双一流”建设作出部署、指明方向。为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开展“高校‘双一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监督性调研，先后赴上海、重庆等地，深入高校了解情况，与当地相关部门互动交流，努力找寻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难点、痛点，并提出破解良策，力图为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贡献“政协”力量。
中国特色评价体系不能少
去年9月发布的“双一流”高校名单里，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40所高校的465个学科跻身其中，重庆大学成为全国建设“双一流”A类高校的36所高校之一。而西南大学生物学学科也入选教育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名单。这与重庆市政府与相关部门的扎实推进密切相关。然而成功入选之后，相关职能部门和高校都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方案》中提出，要构建完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截至目前，有关评价体系还没有出台。国家确定了首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也没有明确具体的遴选标准。由于没有官方的权威解释，使得我们跟高校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具体操作过程中，只能参照国内外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来指导学校‘双一流’建设，有很大的盲目性，同时也没有体现中国特色，不利于‘双一流’高校实际建设。”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詹成志如是说。
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袁贵仁也有相同的疑问。“‘双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包括几个指标?权重是怎样的?规定‘双一流’大学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具体怎么操作?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怎么体现?这些一定要明确，不然不仅无法依法依规办学，而且在中期评估时无法做到有进有退。没有标准，谁进谁退?”
显然，“双一流”建设要达到预期目标，需要中国特色评价体系支持。
调研组认为，中国特色的“双一流”评价指标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值得重视：一是要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一流大学应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在其中涌现出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人才。二是要把产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国内外公认的成果作为重要考量。三是要把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作为最高评价。特别强调的是，要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评价导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础在本科。建设“双一流”不能唯国际排名论英雄、论成败，关键要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有影响力的评价体系，解决好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时代问题。
高校的校长们也有自己的见解。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周旬建议综合考虑地域差异、高校对地方的贡献等因素，并处理好国际指标与中国特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上水平和出特色、短期绩效和长期发展的关系，构建多维度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引导高校开展内涵建设、特色发展。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认为，“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应健全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构建长期和短期结合的绩效评价方式，建立分类评价体系。
把人才培养放在突出位置
在调研中，无论是委员、专家还是大学校长，大家的一个共识是“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无论一流大学建设，还是一流学科建设，只有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才有资格被称为“一流”。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终极目标，一所大学，楼建的再高，只能被视为具备大学的条件，如果培养不出高水平的人才，最多也只能看做被异化的研究所。可能一所大学需要承担研究任务，但如果因此弱化了人才的培养，依然不能成为好的大学。”在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看来，现在“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就是要调动大学发展的内驱力，培养一批批合格的建设人才、高精尖人才。“如果离开这些，我想我们实施的‘双一流’就会失去意义，所有入围的高校就会成为新的贴标签，这样会无益于高校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进东表示，一流大学的教育一定要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人类进步的人才需求。“我们要改革机制和培养模式，激发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教育真正成为师生共同探索未来的非凡体验，使学生真正成为能够引领未来的人。”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也认为，一流大学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育人，只重视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等科研“帽子”不重视教学培养，就遗失了大学最本源的功能。
“没错，现阶段‘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成熟度低。建议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教师评价与激励机制以及人才评价机制，在评价体系中加入一流人才培养的相关指标，进一步凸显国家社会高校对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丛兵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临时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张政文在今年两会时就提出了“双一流”建设要把人才培养放在突出位置，更加突出立德树人、培养时代新人的建议。他认为，“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宗旨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走向世界的中心，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如何建设“双一流”大学，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任务和定位，但重视人才培养应该是共性准则。
“应以立德树人为灵魂，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科研工作为支撑，以建立现代化的大学治理制度和高端的教学、科研、生活条件为保障，以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和时代新人为根本任务。”张政文表示，这是“双一流”建设应该共同遵循的原则。他进一步解释说，时代新人最核心的理念是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发生了变化，在继续注重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同时，应特别重视学生人格培养、文化素质培养、适应社会和认同社会能力培养、创新创业意识和技能培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制度建设、平台建设，还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他希望能够通过多方协作，共同完成对学生全面发展能力的培养。
给学校更多自主权
在调研过程中，还有一个词在高校校长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口中出现频率颇高，那就是“放权”。
詹成志提出，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不仅要加大经费支持，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推进高校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真正解决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主动“转”，转观念、转职能、转方式，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为高校“松绑”，在专业设置、人事管理、经费管理、科研体制机制、人员培训与交流等方面积极探索，更好满足高校“双一流”建设发展实际。另一方面，要鼓励高校大胆“试”，依法自主办学，用足用好政策，在深化人才培养、人事制度、科研体制、薪酬待遇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通过改革进一步激发活力与动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重点突破，不断增强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吴辉也认为，应破除束缚高校改革发展机制障碍，建立高校绩效工资总量动态调整机制，放开绩效工资总量“天花板”，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横向科研项目奖励、高层次人才激励报酬、高校教师多点教学合法收入等，均不纳入高校绩效工资总量管理。并在财政国库、资产、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等方面简化流程，简政放权，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建立汇聚一流队伍、激发创新活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的体制机制。
“‘放管服’改革不到位，不利于高校自主发展。政府应减少对高校的微观管理。比如学位点设置应该放权给高校，政府做好新增单位、学位点评估、招生指标等资源配置工作。”张卫国表示。
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很少有关键词能比“办学自主权”这几个字更有分量，更受关注。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一些大学校长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讨论就从未止歇。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对此作出了界定，但之后近20年间，在实践层面如何为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真正赋予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始终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令人纠结的问题。
“历史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办学自主性关乎大学的独立精神与品格，以及政府由管理到治理的角色转变，有助于大学进一步回归学术属性，遵从教育规律来设定长远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经过近40年的改革与发展，在学科专业设置、编制、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等问题上，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的状况。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如不尽快破除，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也无法满足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需要。”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说。
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时期。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创新能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不仅需要勇气与自信，更需要在办学理念与制度建设上锐意创新，让每一所高校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轻装上阵，根据自身优势确定办学方向，办出自己的特色，进而激发每一个细胞的创新原动力。实现这样的目标，松绑减负、破除枷锁、简除烦苛，是必须做在前头的工作。”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光电学院教授祝连庆表示。
当然，“双一流”大学拿到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之后，能否接得住、用得好、不走偏，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看来，扩展办学自主权，不意味着让高等教育成为随意摆弄的“自留地”，而是要促进高校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高地。因此，要坚持放权与监管同步，从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高校制度建设与自我监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审计监督、强化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等方面，为高校办学行为设置一些“保险栓”。与此同时，大学也要积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起内部制衡机制与自律机制，真正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