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经历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洗礼，中国记者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似乎干得越来越辛苦。与此同时，全世界媒体也都面临数字化的冲击和转型期的困惑。
在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社会快速转型给新闻界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多的素材，给了记者彰显纠偏匡正力量的机遇，但也暴露出新闻界自身的局部阴暗。我们透过部分圈内人士的自述和调查数据，试图大致勾勒出中国记者职业的生存版图。
是“无冕之王”还是“新闻民工”
2003年，新浪网开展的“媒体从业人员工作生活状况调查”显示：我国近百万媒体从业人员中，43%属于“三无人员”——无劳动合同、无工作证、无记者证，身份是地地道道的“新闻民工”;2006年，一项“中国记者职业状态”专项调查显示，多数记者处于“亚健康”状态;2012年，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84.5%被调查公众认为新闻工作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
北京热线记者罗琼的生活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缩影。
周末清晨6点半，正在熟睡的罗琼被骤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惊醒，她接通电话：平谷区一架播撒农药的小型飞机凌晨失事坠毁。对她来说，这算得上重磅新闻。
当天，罗琼采访12小时，晚上8点回到报社，写稿到12点。罗琼说，跑热线一年，“铃一响，心就一抽”，“那可能是在傍晚一家人的饭桌上，可能是在午夜时分你刚睡下或凌晨4点你未醒时”。
记者的职业标签是文字，价值感来自作品。在记者的自述中，无论所属媒体性质，无论年龄岗位，记者们回顾职业生涯的满足时刻，往往提及“稿件被转载、外界有反馈”，“抢到独家报道”，“分析调查文章兑现媒体的公正和良知”等，但不少人也感慨社会现实对自己新闻追求的侵蚀。
李柯曾做记者8年。“开始稿子每被褒奖，每被四处转载，特别有成就感。后来看到圈里记者靠积累的人脉关系，有的发了财，有的转了行，苦苦笔耕的往往最吃不开，成了弱势。一些媒体把经营创收放在首位，记者不比笔杆子了。”去年猎头找到李柯，让他去公司做策划，他答应了。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说，中国的年轻记者多有以报道影响社会、推动进步的期待，但这是一个渐进且艰难的过程。
今年9、10月间，《环球时报》针对从业3-10年、始终在一线采访的群体进行小规模随机调查，结果没有记者选择“新闻理想实现”一项，4成受访记者说没实现，6成说“理想褪色了”。
此外，6成受访记者以“新闻民工”自嘲，4成视自己为“新闻报道者”，没有人选择“无冕之王”或“民主斗士”。
2011年，张志安与他人共同撰写并发布《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这是迄今唯一一份针对国内调查记者的数据样本，展示了该行业相对资深群体的职业生态。
完成问卷调查的记者中男性居多，平均年龄33岁、做新闻8年。报告称，“一线调查报道对体力、精力、心力要求皆高，年龄稍大能坚持的不多”，近7成人月收入在5000元-10000元之间，月收入少于5000元或过万的各约15%。他们对收入满意度低，对整体职业状态“勉强满意”。
“行业的顶尖群体在35-40岁间都会考虑转行，因为职业环境让记者没办法安身立命。”张志安说，行业内缺乏合理的薪酬体系、路径清晰的发展空间和如普利策那般誉满终身的职业奖项。“50岁的一线首席记者出去受尊重，还是50岁的副总编、总编更受尊重?没有专业化考量而只有行政化考量”。
职业地位今不如昔
过去，记者在中国是个备受尊敬的职业。原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主任曾坤回忆说，1975年开始做记者时，行业威信之高、地位之高，“今天看来难以想象”。在地方驻站期间，采访晚了回不去，掏出记者证，“哪辆车都会停下来载你一程”。
当时新闻界没有市场化提法，没人有利益想法，记者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是百姓眼中正义的化身。“那时候，人们尊重甚至敬重记者，不是敬重新闻本身，而是源于对权威的信仰以及那个时代本身的信息单纯和匮乏”。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市场化媒体随之诞生。20年间，媒体随时代沉浮。曾坤认为，媒体生存的社会环境已是沧海桑田，“今天做记者和当年已不具有可比性”。
接受采访时，《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名记者说，这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回报都相当少的行当，路有两条，要么专注地把工作当NGO来做，要么在新媒体时代寻找出路。
另一名从业近40年的老记者说，在社会剧烈转型之际，记者的地位转为弱势，部分人容易被权力和金钱所收买。他说，陈永州并非个案，而是行业内部长期积弊的戏剧性曝光。“现在有些记者不跑新闻现场，而是流转于发布会，参加安排的集体采访，排队领红包，一些媒体以报道权、监督权进行交易”。
外媒对中国记者的地位也有所关注。美联社称，记者在很多中国人眼中并不受尊重，不仅因为几乎所有媒体都小心不越过政府设定的界限，还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记者行业中存在的种种黑幕和肮脏交易。
英国《经济学家》称，腐败在中国记者行业如此流行，以至于工资低廉的记者们对接受礼物或金钱不以为然。尽管并不是所有记者都这样，但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足以玷污整个行业。
社会需要愿做新闻人的“疯子”
“选择这个专业，多半是出于喜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冯支越告诉《环球时报》，对记者行业和新闻实践的社会议论纷纷杂杂，但学生们往往没有太多功利分辨和考量，他们更在意新闻的功能性和社会价值。
2012年北大新闻学院本科毕业生70%升学或出国，剩下30%主要去向是媒体。
“去年我去英国参加一个媒体论坛，见到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马克·达马泽，他的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高品质新闻是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丁刚对《环球时报》说，“也是在那次会上，我听到了一个能给我们这些新闻人带来点鼓舞的词——‘疯子’。达马泽说，媒体能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还有一些‘疯子’，愿意为亏损埋单，愿意做新闻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何辉说，记者形象的变化源于中国整体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媒体职能拓展，从历史上扮演“党的喉舌、政府发声器”的单一角色，到逐步被定义为“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塑造国民心态”等舆论引导机构，媒体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
同时，时代迅速从信息匮乏迈入信息冗余，科技发展及其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变化，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丁刚认为，中国的新闻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看看全球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基本上都是中国媒体已经报道的“二手货”，有的甚至是“三手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目前中国的“一手”报道从质量上讲可能还参差不齐，但这些信息是中国人关注的，也是世界关注的，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中国新闻工作者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新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推动力。
《人民日报》10月28日的评论文章说，对任何一个追求文明进步、民主法治的国家而言，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可小视。
正是记者调查揭开了“孙志刚之死”的谜团，推动收容制度最终废除;正是媒体不为私利所诱，“封口费”最终没能封住山西繁峙矿难的真相。媒体以独立、专业的报道和不懈的批评监督，迎来证券基金市场的行业整治，促成立法部门对“被精神病”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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